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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平等的环境，才能为年轻人推开奋斗的大门，让他们看到光明的前景，重新拾起追逐理想的勇气。

台湾谈话节目“康熙来了”在大陆拥有许多粉丝，我便也在其间。时下谈话节目如过江之鲫，而我却独爱“康熙”那份平等的率真。主持人无论对富商名流，还是普通大学生，一律当面直呼其名，随意调侃。而来宾也可以呛声回去，毫无顾及和尴尬。还记得国民党主席连战上节目时，小S第一个问题竟是询问他内裤的颜色，便不留痕迹地将一个叱诧风云的政治明星拉回到人间。

“康熙来了”因一视同仁而博得观众喜爱，反映出人们内心对平等观念的认同。而现实生活中，公众对“郭美美”、“卢美美”等富二代表现出的“羡慕、嫉妒、恨”情绪，又透视出，一旦平等的格局被打破，将引发社会强烈的怨气。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正迈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时代，贫富差距产生的社会地位失衡现象，正不断地显现出来。

在经济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地位主要取决于拥有财富的多少。改革开放之初，绝大多数人都是从同一起跑线开始，白手起家、各尽其能，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改变自身的命运，社会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当第一代创业人接近谢幕时，第二代踏入社会的起点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子弟初入社会便拥有名车、豪宅，而另一些子弟却在为一份工作、一间房子而焦虑。当一个人的终点都难以赶上他人的起点时，社会的神经被刺痛了，“仇富”情绪逐渐滋生。将这种情绪剖析开来，除去“气人有、笑人无”的陋习外，应当重视的是，也包含了部分人对自身前途与命运的担忧。

贫富的巨大反差，冲击着人们对平等的渴望，也让一些人开始怀念往日物资匮乏、生活简单的年代。似乎只有回到过去，才是解决贫富不均的唯一办法。但我觉得，真正的平等并非是财富的平均化，而在于获得财富的机会是否公平。正视财富的继承问题，让年轻人拥有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利于重新唤起人们的内生性动力，消解对未来的疑惑。

当下的财富继承问题确有特殊性。在中国传统模式中，财富在换代时会被多子女因素稀释，如果后人没有突出的能力，富豪之家在几代之后，也将接近社会平均水平，使贫富不均逐渐愈合。而当前中国家庭的四个老人、一对父母、一个孩子的结构，使财富不断向下一代汇集。有些年轻人面对的并非是同代人的竞争，而是几代人的比较，很难通过个人努力改变社会地位。面对这种情况，国际通常的解决方法就是推出遗产税，以较高的税率削弱财富的家族聚集效应。但在当前条件下，中国征收遗产税的时机还不成熟。主要由于个人财产信息的统计尚未完善，无法确定税收基础。并且民间资本积累仍未完成，过早实行遗产税，也将使中国难以诞生像索尼、微软那样，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民营跨国公司。

一方面财富的继承代替了个人的努力，另一方面又得不到遗产税的制衡，在这种背景下，倡导正确的财富观，为富裕阶层提供慈善捐助的渠道，从而削减贫富之间的差距，或许将有利于修复社会逐渐坍塌的平等格局。在美国，之所以“仇富”心理不甚严重，原因在于富裕阶层拥有正确的财富观念，为社会公益做出了重大贡献。比尔-盖茨早年成为首富后，因为不热心慈善事业，被美国的主流媒体轮番讨伐。2000年，他捐出全部个人财产，成立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后，终于赢得了社会的尊重。而此后，首富的继任者沃伦-巴菲特，也在2006年决定捐出个人财产的99%，用于服务社会。历史会记住这些人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他曾拥有过什么，而在于他为社会付出过什么。约翰-洛克菲勒昔日的财富或许早已被人遗忘，但他在1915 年捐建的北京协和医院，却将他的名字永远留在了人们心里。为富且仁，对于当下的中国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在倡导富裕人群不要将财富用于助长子女的骄奢淫逸，而是用于扶危济困的同时，我们也应对富人的善行给予足够的尊重，为他们的慈善事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目前国内有一句话叫“做生意难，做慈善更难”，反映出当前慈善捐助领域的尴尬局面。如果社会给予民间捐助的渠道更多一些，慈善团体提留的费用更少一点，甚至进一步允许私人基金会的成立，相信中国富裕阶层的社会责任心，不会输给其他国家的富豪。如果公众对富人的慈善行为，少一些冷嘲热讽和阴谋论，多一些理性的认同和掌声，也会为慈善事业提供更强的社会推动力。这些捐赠将不只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同时也拉近了富裕阶层与大众的财富水平，为我们自己构建了更加平等的环境。

曾借助平等机会取得成功的人们，不要让财富阻挡了后人的来路。终归富裕起来并不是为了高人一等，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你的成功才有了意义。只有平等的环境，才能为年轻人推开奋斗的大门，让他们看到光明的前景，重新拾起追逐理想的勇气。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未来每一个人都将拥有属于自己的“中国梦”，而非坐观一代又一代的“小康熙”，真的来了。

易宁(独立投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