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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之所以如此关切这一话题，中国妈妈的严厉教育方式是否真的更好还在其次，最关键的倒不如说是在于美国人自己的一种焦虑感:担心自己的孩子将成为全球竞争中的输家

“中国妈妈”最近在美国成了热议中心，其争论之激烈，说明这个话题刚好戳到美国人的痛处:担心自己的下一代将输给中国孩子。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美儿（Amy Chua）在《为何中国妈妈们更胜一筹》中声称:在中国妈妈的严厉管教下，能培养出更优秀的人才。这几乎像是一次宣战，在短短几天内，这篇文章在《华尔街日报》网站上的浏览量已超过100万人次，收到多达7000多条评论，引发了一场关于教育方式争论的地震。

许多美国人对蔡美儿严厉的教子方式感到难以容忍和愤慨:她逼迫7岁大的女儿连续数小时练习钢琴曲，中间不许休息，甚至连去卫生间都不行。在他们看来，这种母亲简直是令人厌恶的怪物，这与其说是教育子女，不如说是虐待儿童。不仅如此，蔡美儿还给女儿立下了一系列家规:除了体育和戏剧科目，不接受比比A差的成绩、坚持每天让孩子花几个小时学数学、做拼写练习以及钢琴和小提琴练习（周末和假期也不例外）、不允许孩子有玩耍时间、不得在别人家过夜、也不准看电视或玩电脑游戏。

然而，这些美国人看来过分“严厉”的家规，在中国家长看来可能是再平常不过了。

中国的教育方式往往是一种“严厉的爱”:家长们倾向于认为，只有不断鞭策和督促孩子，才能使他获得更高成就。用蔡美儿的话说就是:“中国家长认为，任何事情都没有乐趣，直到你擅长这件事。”钢琴家孔祥东的经历似乎就是这句话的完美诠释:他从5岁起就在母亲的严格管教下开始学钢琴，洒下很多汗水和泪水，有时甚至弹破了手指还在继续。那时他也很多次偷偷开小差，例如经常把闹钟调快十分钟，然后告诉妈妈时间已到，可以出去玩了；甚至把玩具枪藏到卫生间，然后每天找借口上15次厕所……有一次他承认:“这没有办法，因为练琴这个事情是完全逆反一个人的正常生活规律的。没有一个人会心甘情愿去练琴。”他没有怨恨自己的母亲，因为他知道母亲为此也“付出了非常非常多”。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比比皆是，虽然未必每个孩子最后都有所成就。我小时候家教也极严，3岁那年我妈开始教我认阿拉伯数字，但我总是把“9”往右圈成“p”，她最后怒火上冲，扔下笔警告我今晚必须学会，否则不准睡觉——最后我就是一边落泪一边学会了“9”这个数字怎么写。那时我父亲在兰州工作，母亲是家里唯一的权威，我确实对她畏惧之极。小学三年级时有一次放学后到小朋友家里玩，玩得开心，在他家吃了晚饭才回家，天黑的路上我想起今天那么晚才到家，而且作业都还没做，一定会被妈妈责骂，在路上就自己恐惧地哭起来。到家后她果然火冒三丈，把我绑在板凳上，操起铁条来抽打。

每当回想起童年的这些往事，我也总不免一阵酸楚。当然我并无什么成就可言，但在我妈看来，我日后能考上重点大学，是多亏了她的严厉。在她的定义中，“严厉的爱”才是真正的爱，而纵容溺爱孩子则不是爱，而是害。

确实，很多中国家长都相信严厉才是对孩子负责，并且是他们日后成功的原因。我甚至还听说过一个男孩因为顽皮得没治了，被他气疯了的父亲装进竹笼，扔到河里淹得半死——最后他改正了，还考上了中山大学。这样的故事常常被再三引用和传颂，以证明严厉教子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在民间有许多这样的成语宣示这一类价值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棒头上出孝子，筷头上出逆子”，和欧美相比，中国文化中确实更强调刻苦努力（而没有人天生喜欢刻苦）和一种教育万能的信念（所谓知识改变命运）。

现在，严厉往往更多地让人与体罚、家长制等负面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美国的K-12（相当于中国的中小学）基本上找不到那种会施加任何惩罚性措施的老师，取而代之的是强调培养孩子的兴趣，用鼓励、正面表扬而不是批评、惩罚的方式。但世上没有完美的教育制度，这样做的结果是，太多的美国孩子直到大学后才发现，自己并没有原先自以为是的那么好，然后就认为之所以得分较低，都是老师的错。教育功能失常的问题在美国并不是现在才出现，早在1996年，一项针对全美城市地区四年级学生的调查就发现，只有不到6%的学生的阅读水平被评定为熟练或高级。

美国人也并非一直对孩子这么“温和”。有这么一幅漫画:在五十年前，一个孩子考了不及格，将面对家长的咆哮；而今天同样的成绩，却是家长和孩子一起对着老师咆哮。因为今天美国人的教育观念是:孩子永远有潜力，如果他成绩不好，只是老师教育方式不对。在蔡美儿这样的人士看来，这无异于纵容放任孩子，根本不利于他长大后在激烈的全球市场做好竞争的准备。

但严厉也并不总是最好的教育方式。有的孩子可能在严格鞭策下会越加向上，但另一些孩子可能反而会被激发出一种逆反和厌学心理，甚至扭曲他的人格发育。虽然严厉和慈爱并不相互矛盾，但任何事如果走到了极端都会适得其反，而许多中国家长虽然最喜欢对孩子说“我都是为你好”，但最终，他们的严厉并不总是结出最甜的果实。实际上，在16至18世纪的欧洲，耶稣会士也曾被誉为最佳老师，而他们那套教育制度的关键之一，就是极其严厉和滥用体罚，这给很多学生留下痛苦的记忆，直到最后被更温和、更强调发挥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教育方式所取代。事实上，除了中国人之外，犹太人也以教育领域的突出表现见长，但很少听说犹太家长的教育方式格外严厉。

美国人之所以如此关切这一话题，中国妈妈的严厉教育方式是否真的更好还在其次，最关键的倒不如说是在于美国人自己的一种焦虑感:担心自己的孩子将成为全球竞争中的输家。在前一阵子的国际PISA测试中，上海学生在科学、阅读、数学三项成绩中均拔得头筹并遥遥领先，美国前教育部长Chester Finn说:“哇，我完全被震住了！让我想起苏联人上卫星那会了（Wow, I'm kind of stunned, I'm thinking Sputnik）。”美国总统奥巴马也用“我们这一代人的Sputnik时刻”来予以形容，意指当年苏联率先发射人造卫星时，美国意识到自己在科技领域面对强大竞争而必须奋起直追。因此，蔡美儿此时引爆的话题，自然分外刺痛美国人的神经。

世上几乎每个国家都认为本国的教育模式有问题，没有完美的教育制度可言。严格的家教也并不适用于所有孩子——实际上，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根本不可能有一套简单明了的教育方法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古希腊时代曾有人问雅典的贤人梭伦，什么才是管理城市最好的章程，他答:“最适合它的就是最好的。”这也与孔子所说的“因材施教”不谋而合，如果说有什么完美的教育方式，那应该就是最适合那个学生的那种方式。

（作者系搜狐财经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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