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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7～8日，以“城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中国‘十二五’时期的农村改革”为主题的第69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于海口举行。搜狐财经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从现场发回如下精彩报道，下面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的现场发言内容: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个论坛，并和大家来交流我的一些观点。我想借用温家宝总理在三月份的记者招待会上讲过的一段话，他说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都不能成功。我想借助总理这个话再引申一句话，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如果只有城市现代化，没有城乡一体化，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真正成功。我们讨论农村改革，讨论中国的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时候，最终聚焦到三个关键问题。第一，过去中国城市化的最大教训是什么？第二，城乡一体化的本质是什么？第三，未来推进城乡一体化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如果能够对这三个问题达成一些基本共识的话，我觉得可能在城乡一体化推进过程中，农村改革发展过程中可能会消除很多重大的问题。这两天专家们诸多的发言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未来推动中国城乡一体化，农村改革发展在指导思想、思维、策略上都存在巨大的问题。

第一个观点，过去中国城市化成就很大，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增长到去年的%，陈主任说这一数据严重高估，但是这个成功不可以抹煞。我觉得，过去城市化最大的教训就是双重剥夺了农民，尽管这不是政策的主观意愿，因为从当年的包产到户，到乡镇企业的崛起，到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再到新农村建设，无一不是从维护农民的利益出发的。但是，非常遗憾，整个政策过程的结果就是无意识地双重剥夺了农民，表现在;第一，农村源源不断地向城市提供了初中以上文化素质的合格的劳动力，但是这些劳动力进城以后不能有平等的就业机会，不能享受平等的待遇。他们付出最大的劳动，拿到的报酬是非常少的，并且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这部分人口大概是2亿左右。也就是说，第一重剥夺是对农民劳动力的剥夺。第二，我们的城市化最后基本变成了“圈地化”。政府没有让农民公平地参与土地收益分配，土地收益分配权掌握在政府手里，造成了第二重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对农民的双重掠夺造成三个严重的后果:第一，没有把二元社会变成一元社会。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城市化都是使农民变成市民，我们却从二元社会结构演变成三元结构，农村、城市和两点几亿的农民工。第二，中国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没有因为城市化缩小，反过来被放大了。第三，中国政府的政策一直不断受到社会广泛的质疑。

第二个观点，城乡一体化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城乡一体化既不是乡村城市化，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化，本质意义上是城乡融合。城乡融合是城乡一体化的本质，这种城乡融合我认为从功能上有三个支撑条件:第一，我们在城乡之间不能因为制度设计、行政分割而阻碍城乡之间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第二，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我们应该有统一的规划，不像过去常常做城市规划，不考虑城乡一体化的规划。第三，政府在城乡之间要搭建统一的政策架构，这种政策目标不管对城市也好，对农村也好，这是一套的，而并不是双轨制的。从目标上，通过长期城乡一体化过程，使城市和农村居民在政治权利、经济发展水平、生活质量大体趋于相同，这是中国城乡一体化的本质，而不能像过去进行分割式的、一面倒的城市化。反过来看，如果是非融合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可能带来四大后果:一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独立推进，在发展中没能自动走向城乡一体化。二是城市化出现明显的大城市化趋势。比如北京户籍人口1200万，外来人口700万，再加上其他的人口有2100万，远远超出北京资源环境承载的能力。三是由于工业化、城市化没有走向城乡一体化道路，所以出现严重的工业布局不合理，从而导致县域乡镇基础设施落后，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都向大城市配置。

第三个观点，未来推进城乡一体化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我认为未来推动中国城乡一体化最大的风险是政府主导的造城运动，如果这个风险不能遏制的话，我们可能会犯不可纠正的错误。而这种政府的主导的造城运动的推手，第一是因为中国公共治理的病态行为，这种公共治理的病态我认为表现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持续发酵，这是一个官员搞形象、搞政绩的主要推手。第二，官员像走马灯一样，换一个上来就干一番事业。现在我国666座城市，除了四个直辖市，地级市有333座，但是现在提出要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城市超过100座。今天上午有人介绍美国麦肯锡的研究成果，他们说到2025年中国要修50亿平方米的道路，造500万栋建筑、5万座摩天大楼，像昨天陈淮的观点，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政府的造城运动在其中起很的大作用。如果这样下去，城乡一体化可能不可能融合，可能造成另外一种灾难。

那么如何来推动城乡一体化？我的观点是:第一，要从两头推进，第一头必须解决已经进城的亿农民工转市民的问题，至于是市民身份还是市民生活，于教授谈得很深刻，我完全同意。第二，要把着力点放在大力发展农村，特别是推进乡镇城镇化上，推行就地转移。未来20年左右农村还有亿人要转移出来，这些人要更多地在乡镇来就业。第三，在比较发达地区应该大力推进强镇战略。像广东现在正在推动强镇战略，很多权力下放到乡镇。解决小马拉大车的问题，应当大力发展城镇。第三，要从根本上改变县镇的公共治理结构，给民众更多的城市治理的话语权、城市发展的话语权和官员选拔的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