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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至10日，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华盛顿举行。从对话前夕透露的信息看，人民币汇率问题虽然会受关注，但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等话题，或成为关注焦点。

就在5月4日，美国两家知名研究机构——亚洲协会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联合推出一份名为《敞开门户、充分利用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报告，报告称，至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1万亿至2万亿美元，其中对美国投资增长迅速，美应增加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这对中美双方都将带来益处。

但是，在报告会现场，作为演讲嘉宾的美国商务部部长和被提名为下一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骆家辉话锋一转，大谈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FDI)增设壁垒，中国投资营商环境恶化云云。

骆家辉的批评主要针对两点:一是中国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可能被滥用；二是《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鼓励自主创新政策”中存在产业准入壁垒。

去年2月，国务院《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中有一款: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国务院有关部门、全国性行业协会、同业企业及上下游企业认为需要进行并购安全审查的，可以通过商务部提出进行并购安全审查的建议。

骆家辉就此认为，这一条款等于允许商业竞争对手提请中国政府针对特定外资项目进行审查。

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骆家辉的此番表态意味着，美方将在对话上继续就中国产业准入问题施压，而他指出的几个争议焦点，一定程度上也透露了美国在谈判中的议价起点。

在国际关系中，保护主义向来存在，只是能做不能说。各国为了本国产业集团利益或就业岗位，多多少少会搞一些保护，只是手段有高明不高明之分:是利用透明但繁琐的国内法、WTO规则、舆论和无形的政治交易来搞，还是用法理不稳、变动过勤、授人以柄的“政策”来搞。在这方面，美国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就要老到得多。

自1990年以来，美国总统、国会和审查机关——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CFIUS)、美国的金融监管部门曾以涉及国家安全等理由，吓退、搅黄过几起中国在美投资和并购的项目。其中包括著名的中海油并购优尼科案和华为对3com、3Leaf的先后两次并购。

在这些案件背后，美国的压力集团、游说掮客做了很多工作，由国会议员在台前挑头唱戏，用国家利益等堂而皇之的理由来压人，再用种种幕后交易、民间杯葛、社群示威等手段逼中国企业知难而退。在这一过程中，“商业竞争对手”自然也上下其手，却往往不留痕迹。

这也是美国制度设计上的一个优点:当对外争利时，往往可由行政当局之外的机构和非政府力量来“打游击”。这一点，确实是我们要多向美国学习的地方。

从这方面来看，骆家辉的指责，显然有点粗糙和偏离实际，因为美国的严格审查不会低于中国。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所表示，中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中国依法注册的所有企业都享有国民待遇，在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问题上，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各国企业应凭借自己的优势和实力在中国市场上取得成功。

当然，长远看，更高明的“保护”，应该来自国民经济自身的高度成熟，使外人无懈可击。一个较为完善健全的市场经济，有充分的法律和知识产权保护，有强大灵活的金融业源源不断地孵化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弱质企业甚至弱质产业有合理的淘汰、退出机制，这样的经济，自然会在国际产业链中逐渐获得优势地位。这样的经济，不怕外资，反而很会利用外资，因为外资来买，买不去我的优质资产、核心能力，反而是为我卸包袱、送现金。

这就是为什么IBM不怕联想收购笔记本电脑业务，因为IBM已经跃升到卖整体解决方案这个更高境界了，而这一跃升背后，则是美式资本主义一整套制度性鼓励创新机制的百年内功。

所以，我们认为，一方面，中国安全审查制度有关条款，的确需要进一步清晰、完善和明确的预期。在政策上继续合理化、精细化；另一方面，更需反思如何才能真正建立一个有活力、可持续的“自主创新”体系。这个体系不仅是政府出几个文件，把某些产品认定为自主创新产品，纳入政府采购计划而已，而是需要实现民营企业的完全国民地位，需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需要严格的知识产权、契约保护和反垄断等市场经济必备的法制保障，需要高度市场化但又得到充分监管的富有活力的金融动力，需要自由活跃的学术研究环境，在这种真正的自主创新体系里，人们的创造力和激情才能充分涌流，国民经济的竞争力才能自我更新。